在大科学时代，科学问题不断向宏观拓展、向微观深入，对科技创新主体的资源储备、资金投入与组织能力提出更高要求。科技领军企业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应注重创新策源转化、引领高质量发展。
科技领军企业是新技术需求的最先捕获者、新技术成果的最终应用者，是多种创新资源高效协作的有机体。
一是强劲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。在保障国家产业和经济安全、技术快速成熟与迭代升级、现代产业链与系统创新链深度融合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，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。
二是具有长期稳定投入创新资源的物质保障。识别、获取和积累高价值资源是确保科技领军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石，同时，基于完善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，通过重大应用场景、重大科技专项和参与共建重大科学基础设施来激活各类创新要素。
三是辐射全链创新跃迁的引领能力。科技领军企业作为产业链的“链主”，深度参与科技创新标准体系制定、培育自主创新品牌、输出特色管理模式，引领和带动上下游企业共同跃迁，可以为企业集群式发展提供由点到线及面的系统性支撑。
“群雁”高飞，“头雁”领。上海拥有一大批创新能力强、业态模式新、质量品牌优、管理水平高、国际融合好的科技领军企业，带动创新生态中“蚂蚁”与“大象”共舞，充分释放企业创新的活力因子。
同时，科技领军企业“后备军”也蓄势待发。2023年，上海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2.4万家，科技“小巨人”企业2808家，基本形成大中小微科技企业各展所长、协同高效的创新格局。
科技领军企业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，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，是创新驱动发展的积极践行者。以上汽、海思、中芯国际等为代表的“百强高企”，贡献了35.80%的研发投入和33.46%的净利润，展现出强烈的创新意愿。
科技领军企业在科技类重大专项中承担大量共性、关键技术研究。上海推出了由市企联合设立、共同支持相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“探索者计划”，探索“企业出题、共同解题、企业验收”等新型组织模式，使科技领军企业真正成为“出题人”“答题人”“阅卷人”。2023年“探索者计划”资助项目19个，企业出资占比3/4。
上海科技领军企业还通过联合“产、学、研、用”各方主体和创新资源，合力推进实验室建设和成果转化。数据显示，上海领军企业共牵头和承建13家在沪全国重点实验室、13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。
其中，中国商飞牵头成立大飞机先进总装技术创新联合体，成员包括上海交通大学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、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，以科研项目、产线建设为纽带，推动高速率、高质量、低成本研制与批产。
为充分激发科技领军企业创新活力，突破体制机制瓶颈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有必要打造强有力的有效责任机制：
一是“使命意愿—履责能力—引领成效”三位一体驱动机制，鼓励科技领军企业承担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，强化自身科技创新领先能力，增强产业链创新引领能力。
二是多元主体有组织的科研协同机制，突破企业边界，整合创新资源，加强与高校、科研机构及政府部门的知识交换，成为有组织科研机构的知识交互中枢，进而完成大跨度、有纵深的研发任务。
三是“科技领军企业—产业—政府”三重螺旋机制，促进政产学研的资源共享、优势互补、成果转化与风险共担，以推动知识的生产、转化、应用和升级。
就上海的实际情况而言，亟须培育发展壮大一批服务国家和区域需求的科技领军企业，从“移植平台型”逐渐向“内生创新型”转变，做强创新策源转化功能。
做大科技领军企业增量，以“自愿申请+择优认定”的方式支持领军企业做大做强，推动创新能力强、内生动力足的骨干企业、潜力企业加速晋级。
强化使命担当，从解决国家急迫需要和上海长期需求出发，聚焦引领未来的新领域新赛道，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加强前瞻布局。
深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体系化布局，并加大创新资源要素对企业开放力度，推进共性技术平台、中试验证平台建设。
同时，畅通人才流动机制，破除体制壁垒和机制障碍，推动高层次创新人才在高校、科研院所与企业间双向流动；完善技术交易市场，加强各区域技术交易市场标准互认、规则对接、流程互通。
一方面，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，以共同利益为纽带，以市场机制为保障，形成一批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协同发力的创新联合体。
另一方面，鼓励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关键共性技术研发，围绕行业和企业创新短板，聚焦具有决定性、枢纽性、通用性、前瞻性的重大关键技术进行研发，避免重复性创新造成的资源浪费。
建立科技领军企业“服务包”制度，运用大数据技术，汇集梳理企业服务产品和活动信息，形成专业服务资源库，实现精准匹配、应享尽享，促进共性问题研究解决与相应政策制定出台。
扩大科技领军企业“有效产业配套半径”，将其作为产业链上的“超级节点”，打通长三角及国内大市场生产、分配、流通、消费的各个环节，在更大范围内推动产业关联配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