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生荒”正在全球蔓延，亚洲、欧洲、北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深陷这一危机。世界卫生组织预计，应对全球范围医生短缺，已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，而是亟需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和解决的课题。
医务人员短缺是困扰全球医疗系统的长期问题。此前，缺口大多存在于非洲、东南亚、拉美等区域的中低收入国家。《柳叶刀》发表的一项研究估算，以医疗服务覆盖至少80%的人为标准，医生密度最低阈值为每万人20.7名，但东撒哈拉以南的非洲，每万人仅有2.5名医生。医生短缺严重影响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。数据显示，在中低收入国家，每年有500多万人死于低质量的医疗保健服务、360多万人死于医疗资源匮乏。如今，随着医疗需求增加和工作环境恶化，这一危机也陆续席卷许多高收入国家。
美国：医生密度较多国落后。美国医学院协会发布数据显示，该国目前缺少约2万名医生，到2034年，缺口将上升到3.8万到12.4万。尽管医疗保健支出远超其他国家，但每1000人中医生数量不足3名，落后于澳大利亚、德国、西班牙等国。
英国：高空缺率引发恶性循环。截至2024年3月，英国二级医疗机构有约10万个职位空缺，其中医务人员空缺8796名。高空缺率导致医疗环境紧张，增加了在职医生的压力、倦怠，从而引发更高的离职率和缺勤率。
德国：年龄失衡加剧人才缺口。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，31%的德国医生超过55岁，35岁以下的医生仅占21%，中年医生比例下降6%。随着大量医生退休，年龄结构整体失衡将进一步加剧。德国卫生部长劳特巴赫警告，未来几年将出现数万名医生缺口。
澳大利亚：偏远地区一医难求。澳大利亚医务人员流失严重，偏远地区甚至一医难求。新南威尔士州的乡镇约有80个全科实习医生职位空缺。惠灵顿镇76岁的老医生斯宾塞，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却无法退居二线，工作量不降反升。他表示，自己很可能成为镇医疗中心“最后的全科医生”。
韩国：辞职潮与供给短缺并存。韩国政府2月发布医科大学扩招方案，引发约1.2万名实习和住院医生递交辞呈、罢诊离岗。扩招本意在于缓解医学人才短缺，但目前政策未能充分考虑医务人员的意见，引发医界“罢工”，加剧了医疗人才青黄不接。
日本：“内外妇儿”均告急。日本厚生劳动省估计，2024年需要12.74万名内科医生，目前缺口达1.44万人。外科、儿科和妇产科也面临程度不一的缺口，分别为5800、1200和900人。
对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而言，“医生荒”在基础保健和全科医学领域尤为突出。在澳大利亚、英国、德国等国，全科医生短缺不再局限于村镇和偏远地区，开始蔓延至大城市。有些国家则是特定专科更严重，主要集中于需求量大、病情复杂和高风险患者多的科室，如儿科、妇产科、老年科、精神科、急诊等。以新加坡为例，进入超老龄社会后，对老年科和康复科医生需求暴增，导致相关领域医生供不应求。
在一些国家，患者成为医生短缺的直接受害者，医疗可及性和质量显著下降。例如，德国全科医生诊所不接受新病人的情况普遍，患者平均看病时间只有7.6分钟；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候诊名单上有800万名患者，候诊时间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。大部分国家由于人手不足，医生承担了超负荷工作，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。美国约81%的医生表示处于过度工作状态，繁重的任务让他们喘不过气。印度为应对医生短缺，阿拉温德眼科护理医院手术室中至少设有两张手术台，医生穿梭于多台手术之间。
“医生短缺是一个历史性、世界性问题，多数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存在。”清华大学医学院健康中国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周生来告诉《生命时报》记者，这背后存在一些共性问题。
教育成本高、培养周期长。医生培养涉及大学医学教育和后续住院医师培训，整个过程至少需要6~8年。美国则采用精英化教育，想成为医生要经过4年大学教育、4年医学院教育，再加上3~7年住院医师培训，整个过程需10~15年。医学教育的高成本和长期性限制了医生供给，于是医疗服务需求不断增长的当下，缺口便日益显现。
职业风险与心理压力加剧。由于日常工作关乎健康与生命，医生承担的压力本就高于其他职业群体，还要面临法律、人身安全等风险。历时几年的新冠疫情让这一问题更加突出，医生群体身心承受了极大压力，他们作为第一接触者，还要应对各种未知风险，导致不少医学生被“劝退”。
人口老龄化引发医疗供给与医生结构失衡。随着人均寿命延长，人口老龄化日益凸显。老年人普遍存在慢病、多发病等健康问题，该群体比例增加意味着医疗服务需求也将持续增长，医生的供给速度难以跟上需求的增长。此外，医生队伍整体年龄结构也面临失衡，年轻医生储备不足、临退休医生增加，进一步扩大了供需矛盾。
为应对“医生荒”，各国相继采取了多种策略。法国政府将兴建医疗中心、开展远程医疗、简化诊所开设手续等；德国为外籍医生移民大开绿灯，从国外招贤纳士；澳大利亚一些地方政府则重金聘请全科医生。一些国家还另辟蹊径，试图挖掘医生“替代者”，如美国通过培养护师和助理医师，发展更多能履行医生职责的人才；加拿大为基础保健人员配备便携式诊断设备，以分担医生工作、提高诊疗效率。
周生来认为，这些策略反映了各国应对“医生荒”的侧重点和方法，但效果不容乐观。兴建医疗中心、简化诊所开设手续可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医生并方便患者，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医生短缺；远程医疗能便利患者异地就医，然而对医生来说，劳动时间并未减少；利用移民优惠政策“抢医生”虽然简单直接，但会加剧医疗资源不平等，导致欠发达国家医生更稀缺；发展护师、助理医师等不失为解决“医生荒”的可行之道，但要确保有足够的人才愿意投身这些领域。
“无论是人才移民，还是资金鼓励、技术支持，短期内虽能产生效果，但长远来看并不适合社会实际。”周生来表示，解决“医生荒”的关键在于是否能让年轻人愿意且有信心学医、从医。在他看来，要做到这一点，离不开教育、医疗系统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。首先，应加强医生的培养和教育，扩大医学专业招生规模，确保医学教育的高质量和持续发展。其次，扩充生源的核心在于吸引生源，营造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，提高医生的社会地位和待遇，才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医学事业。最后，应加强国际合作，包括开展跨国教育和培训计划，设立双边或多边医学人才交流协议等，以共同应对全球性医生短缺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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